2016年,是农历丙申年、猴年。《西游记》的诞生地,西游记文化的发祥地,斗战胜佛、美猴王孙悟空的老家——连云港,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中国“花果山杯”画说美猴王工艺美术作品创意设计大赛,现面向社会诚邀合作单位及招标活动策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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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西游记》
发布人:景区管理处 发布时间:2016-07-26 08:26

        在连云港的学者中,流传着毛泽东三谈花果山的故事。1955年10月下旬,毛泽东南巡的专列停在镇江西站。他在专列上接见中共镇江地委书记陈西光和镇江专署专员高俊杰,听取关于农业合作化等工作汇报时,问道:“你们知道《西游记》里的花果山在哪里吗?”陈西光和高俊杰没有贸然回答。毛泽东风趣地说:“就在你们江苏嘛,新海连市(1961年10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新海连市更名为连云港)。你们年轻人(陈、高当时均为38岁)应该去转转,说不定碰上孙悟空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花果山。1956年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到徐州,在接见徐州地委负责同志时说,“你们知不知道花果山水帘洞在哪里呢?就在你们管辖的新海连市,有空可以去看看。”“孙悟空在花果山占山为王,由水帘洞跳进东海,从东海龙王哪里寻得金箍棒而后大闹天宫。”1958年,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江苏调查研究,临行前请示毛泽东有何指示,毛泽东说:“孙猴子老家在江苏省新海连市云台山上,你路过江苏,去新海连市看看孙猴子老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毛泽东是十分喜欢《西游记》这部名著的,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引用《西游记》中的故事。

       (一)毛泽东一生爱读《西游记》

        革命导师毛泽东为何特别喜欢《西游记》,对此,霞飞在《党史博采《纪实》》2013年第3期中《毛泽东与《西游记》》中,是这样描述的:毛泽东从何时开始读《西游记》,现在已经无证可考。在他和他的同学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确知的是,他在读罢私塾和入新式小学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在家里帮助父亲劳动之余,最喜爱读的书籍之一就有《西游记》。可以推断,他读《西游记》,早于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他入东山小学后,又多次读《西游记》,以致入了迷。在那个时代,《西游记》被认为是“歪门邪道”,客气的老先生们也称之为“杂书”,人们甚至认为,少年看这部书是极不好的事,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之说。但《西游记》中的精彩描写则深深吸引了毛泽东。在东山小学,毛泽东读完经书等课程之后,经常把《西游记》藏在经书底下偷着看。据毛泽东在东山小学的同学萧三回忆,那时毛泽东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便设法寻找各种书籍来读。这些书籍中,他特别偏爱读《西游记》,在读这部书时极其用功,也像“正课”一样分别打上圈圈点点,写上批语,记录当时的体会。他的记忆力很强,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大都记得清清楚楚,平时给别人讲故事,都能灵活运用,讲得活龙活现。

        到了晚年,特别是到了70年代,他对这部著名的神话小说仍有浓厚的兴趣,还时常翻阅,时常与人侃侃而谈。徐中远在《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一书中的描述是这样的:毛泽东晚年在他的书房里,一直放着5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这5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是:《西游记》世界书局版上、下册《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上海广益书局1924年版1—16册《绘图增像西游记》上海广百宋斋光绪庚寅(1890年)校印1—20册《绘图增像西游记》上海广百宋斋光绪辛卯(1891年)校印1—10册《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4月版上、中、下册根据当时的记录,进入70年代之后,毛泽东先后有两次向他的秘书要过《西游记》。一次是1971年8月初,他要看《西游记》和《西游真诠》。《西游记》是从中央办公厅图书馆找出来的,大字线装本,就是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西游真诠》线装本,全20册,他的书库里也没有,是从当时的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借来的。《西游真诠》,清代悟一子陈士斌撰,康熙丙子(1696年)刊本,他翻阅后,大约一个多星期就退还了。《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因为是线装本,装帧也较别致,字也比较大,他很喜爱,一直放在身边。第二次是1973年3月上旬,这一次他指名要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新出版的平装本《西游记》。其原因主要是线装本有个别地方字看不清,凡是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就翻看平装本,用平装本来补线装本的不足。毛泽东常常将几种不同版本的同一种书放在一起,对照着读。1973年4月5日,毛泽东又一次向秘书要《西游真诠》与《西游原旨》两书。其中《西游原旨》,是从中国书店购买来的,是清代刘一明撰,嘉庆二十四(1819年)刊本,全24册,字也比较大,他很喜爱,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伴随着毛泽东度过终生的诸多的图书中,上述几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和这部《西游原旨》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毛泽东喜欢《西游记》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借助西游人物或西游故事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根据《党史文汇》1986年第6期刊登的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曹力铁译)中的内容,举了以下两个方面的事例:

        第一,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国内客观情况的变化,毛泽东对孙悟空的“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形象和风采更是称赞不已,激情“欢呼”。1961年11月17日,写下的著名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就是毛泽东这个时期内心情感的真实表露。到了1964年1月,在同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又借孙悟空这个人物故事,对自己当时的心境和思考作了进一步的表露。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第二,1966年7月,毛泽东离开故乡韶山群山环抱的滴水洞,来到林荫密布的武昌东湖,这里很静,此时的北京,一场空前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茶地发动起来。毛泽东冷静地观察着,思考着。他冷静地观察着那位后来折戟沉沙的“朋友”,也冷静地解剖着自己。于是禁不住给江青写了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他身上有虎气,也有些猴气。这封信中,毛泽东是这样写的:“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虎气”和“猴气”指的是什么呢?他自己没有明说。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两种动物的属性特征上来揣摩。譬如,老虎,使我们想到威风,凶猛,严酷,山中之王的权威。霸气;猴子,使我们想到机灵,好动,敏捷,超兽的精明和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毛泽东当然只是在打比喻,背后主要是指其文化性格上的选择。也就是说,他的虎气似乎大半来自法家,崇尚法、术、势,类似秦始皇那样的雄壮、严厉、庄重、豪放。那“猴气”,则多少源于道家,有者庄一般的即兴随意,浪漫洒脱,不拘成规,在冲突中灵活多变,以退为进,示弱以胜强……。前几年,还是以激情洋溢的诗句“欢呼孙大圣”,今日,他自己就变成了孙大圣“这样的大王了”。

        第三,毛泽东的老同学萧三曾这样写道:“毛泽东同我们大家一样,不喜欢孔夫子。他背着父亲和老师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像《西游记》、《三国演义》、《岳飞传》、《说唐》等。”据萧三的回忆,毛泽东还对他说过:“我还是最喜欢读那些描写起义造反的书。”1936年,毛泽东自己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也曾说过:“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西游记》固然与《水浒》不同,它不是直接描写农民造反的专著。但是《西游记》着重描写的是主人翁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翻江倒海,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爱憎分明,敢于造反这样一个英雄形象和一个个想象丰富、曲折生动、语言诙谐、独具风格的造反故事。

       (二)毛泽东是怎样读《西游记》的

        毛泽东是怎样读《西游记》的,有许多文章刊载,这里只选取国学经典研究学者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北京:2009年10月新世界出版社)这部书中的一些内 容。作者在书中分析了毛泽东读《西游记》的一些特点:

        1.毛泽东读《西游记》,喜欢从不同角度作批注,这也可能与他长期形成的读书习惯有关。批语是毛泽东思想实际的一种表露,也是他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实际问题的一种再思考再认识。联系社会和思想实际问题读书,这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

        第一,通过西游故事的批注,讲述政治经济学中生产、消费与分配关系的原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得到一部1891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线装本《绘图增像西游记》,他在阅读过程中写下了批注。第十八回《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行者降魔》中高老向唐僧诉苦,埋怨猪八戒“食肠却又甚大,喜得还吃斋素,若再吃荤酒,老拙这些家产几时早也罄净”。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毛泽东表示赞同,批注说:“只因做得,所以分配应当多,多劳应当多得。反过来,只因吃得多,所以才有可能做得多。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毛泽东的这段批语中,他明确主张“多劳应当多得”。毛泽东写的这段批语,与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思想实际是紧密关联的。这段不长的批语,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毛泽东在读书的时候,头脑里似乎也没有停止对诸多的社会思想实际问题的思考。似乎还在想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分配原则问题。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实际,所以当他读到唐僧说的“只因为他做得,所以吃得”的话时,就如同心中的一直难以平静的波澜,又遇突起的飓风而更加汹涌澎湃起来一样,因此,情不自禁地挥笔疾书了上述的那一段批语,再一次借机强调“多劳应当多得”的这一重要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与这段批注相关的还有这样两段对话,猪八戒对假妻子说:“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耘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第十八回)孙悟空对高老说:“你这老儿不知分限。那怪也曾对我说,他虽然食肠大,吃了你家些茶饭,也与你干了许多好事。这几年挣了许多家赀,皆是他之力量。他不曾白吃了你东西,问你祛他怎样的。据他说,他是一个天神下界,替你把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儿。想这等一个女婿,也门当户对,不怎么坏了家声,辱了行止。当真的留他也罢。”(第十九回)这两段话,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还都用铅笔一一划上了道道。

        第二,通过西游故事的批注,讲述行善与险恶的辩证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是教育人们要行善除恶,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思想在《西游记》中也有鲜明的反映。如《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魔》中,孙悟空回花果山消灭了入侵者,说:“他(唐僧)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 毛泽东对此批注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乡愿”源于《论语》,是孔夫子的话。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可见孔夫子对“乡愿”思想也是极力反对的。什么叫乡愿思想呢?就是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人生哲学,就是《西游记》中所着力描写的唐僧的待人处世哲学。唐僧的善恶观,唐僧的思想言行就是“乡愿”思想的最典型的表现。这种“乡愿”思想,不仅不能号召和鼓舞、团结人们去斗争,去除恶,去积善,而且还容易长“妖魔鬼怪”的志气,鼓励、放纵“魑魅魍魉”作恶成灾。唐僧就是因为笃信、主张、恪守这种思想,所以三番五次地遭受苦难,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因此,毛泽东对唐僧虔诚信奉的这种处世哲学是极为反对的。

        2.毛泽东读《西游记》,喜欢对重点部分作符号。说到毛泽东晚年关心《西游记》的研究,爱读《西游记》研究的文章,徐中远先生着重介绍了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研究论文集》的情况。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4月编辑出版)也是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仅存一部毛泽东生前阅批过的《西游记》研究专著。这部论文集,共收研究论文17篇,附录1篇。它虽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游记》研究论文的全部,但它是《西游记》研究论文之荟萃。作家出版社编辑部在本书出版说明中写道:本书“所收的只是截至发稿以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过的散篇论文。未曾发表的文稿、整本和专著,已经被收入作者自编的论文集或其他选辑的文章,整理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的序言,均不收入”。这本《西游记研究论文集》,约13.5万字。全部文章,毛泽东都曾用心阅读过,一些篇章在阅读的时候还写下了批注,划上了密密麻麻的道道和圈圈。对这样的专题研究论文,毛泽东都看得这样细,看得这样用心,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对《西游记》的浓厚兴趣和对《西游记》学术研究是多么地关注和重视。

      (三)毛泽东是如何评《西游记》的

        毛泽东对于唐僧西天取经团队的经典评价(田东的日记)读《西游记》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

        毛泽东对于唐僧西天取经团队的经典评价,是在1938年4月30日,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对《西游记》里的几个神话人物作了一段很有趣的评论。他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七绝山臭稀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见《西游记》第67回)。孙悟空很灵活,很机智,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在这里,毛泽东就根据唐僧师徒不同的个性,对每个人包括白龙马在内,都作出了辩证的一分为二的评价。从这一次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并没有明显的“反对唐僧,力赞孙悟空”,而是对每个人的优缺点都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其中,唐僧与孙悟空的优缺点,恰恰是互补的。唐僧是个领导者,所以他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了革命目标百折不挠,不过有时会犯些主观主义的错误,“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孙悟空是个相当于中层领导干部的执行者,他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但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曾经两次脱离革命队伍,经过观音的规劝才重新参加革命工作。此外,唐僧对于像孙悟空这样的中层领导干部,还是有一套管理方法和领导艺术的,那就是一激励,二约束,三教育。激励是经常在猴子面前念经,阐明西天取经的重要意义和成功以后的诸多好处,同时给予信任,委以重任,让他承担西天路上降妖伏魔的主要任务;约束是给猴子头上戴了个紧箍咒(再下一级的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由主要委托孙悟空去管理);教育就是一旦孙悟空出现思想波动,就请出观音菩萨前去辅导。应该说,毛泽东同志还是比较欣赏唐僧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这从他对于这个团队最后取得成功的肯定评价中,可见一斑。
         不过,最令人佩服的是毛泽东对猪八戒的评价。表面上看去,猪八戒好吃懒做,而且好色,在中央(天庭)为官时就调戏过嫦娥,被纪委查处下放,革命意志比孙悟空还不坚定,但毛泽东同志还是从他身上发现了非常可贵的优点:艰苦。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美酒加咖啡,更多的是艰苦辛苦的脏活累活,所以猪八戒的这个优点被毛泽东同志

         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白龙马(包括和他同类型的沙僧),毛泽东的评价也是非常中肯。白龙马是最基层的革命群众,其实却是毛泽东最为重视的依靠力量。所以,毛泽东在评价时竟然没有去说他的缺点,而是全部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他的原话再在这里复述一遍:“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这不正是毛泽东一贯坚持和倡导的“人民论”吗?

      (四)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的特点

        1.倡导西游精神。霞飞在《党史博采》杂志的文章《毛泽东与西游记》一文中,对毛泽东倡导的西游精神给予了精辟的分析。开创根据地、长征、抗战,都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艰苦时期。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对于他所熟悉的《西游记》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认为,整本《西游记》中,渗透着一种精神,这就是唐僧取经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涵是:认定一个目标后,就以百折不回的毅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虽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依然执著如初。毛泽东认为,这种精神,是贯穿《西游记》全书的一条主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主旋律”),他把渗透《西游记》全书的这种精神,与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觉悟、意志、品格结合起来,古今结合,幻化成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环境下应该具备的信仰、意志、毅力、作风、胆识、智慧,以此来鼓舞人心,聚拢力量,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

        霞飞谈到,在艰难困苦中,毛泽东多次谈到唐僧取经精神。在中央苏区艰苦岁月里,毛泽东同红军干部谈到,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推倒三座大山这一目标,如同唐僧师徒四人为实现西天取经的目标一样,要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曲折的过程。他十分赞赏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坚定信念,把这种对事业的执著信念引伸到革命实践中来。他鼓励红军干部战士,要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长征时,毛泽东曾经用唐僧取经的长征,鼓励长征中的红军要有不怕艰险,认准目标坚定向前的奋斗精神。在延安,他说过:“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争取国内和平困难重重,毛泽东告诉共产党人及同盟者:“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们要争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来,也需要唐僧那种百折不回、 坚定不移的信念。

        霞飞认为:在艰难曲折时刻,毛泽东除了谈《西游记》中的唐僧方向坚定,不怕挫折,矢志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而志愈坚外,还经常借谈《西游记》中其他一些人物,比喻当今,激发干部战士锤炼好的品格。他赞赏孙悟空有好挑战、反权威的战斗精神,有忠于取经事业、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无畏气概。他赞赏猪八戒艰苦奋斗。他赞赏白龙马的脚踏实地,任劳任怨,不计名利。他深有感触地说,自古以来,凡是能够经受大的苦难的人,都是志向远大的人;志向远大的人,必是胸怀大志的人;立下大志的人,才能下深功夫;下深功夫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他用唐僧师徒取经精神鼓励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地为自己的理想信念而奋斗。

        2.把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特别是从政治的视角去阅读这部小说,是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的一大特点。

        原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局长徐中远先生认为,毛泽东读《西游记》,和读我国其他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一样,开始是当故事读的,后来就联系我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实际,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理解,去运用,去说明实际问题。

        徐中远先生继续分析,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是很严峻的。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写下的光辉诗句:“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就是这一时期政治斗争严峻形势的最好的写照。1963年7月,中、苏争论进一步公开化。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人对苏共中央攻击的回击形象地比喻为“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在同苏共中央的斗争中,毛泽东本人就像大闹天宫的孙大圣,高高举起千钧棒,奋力澄清万里埃。在斗争的实践中,他坚定地号召全国人民“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率领全党同志“大闹”苏共中央这个“天宫”的同时,对国内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等政治问题也极为关注。把《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直接与现实联系在一起,号召人们站在孙悟空一边,保护孙悟空,为孙悟空欢呼,向孙悟空学习,与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作斗争,这是毛泽东从政治斗争视角读《西游记》的一个独到之处。1964年9月7日,在故乡湖南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号召人们:要斗争。他说: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毛泽东这里说的批评的对象显然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他激情欢呼的“孙大圣”也不是泛泛而谈的革命者的代名词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向人们反复强调:“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就是在这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

        徐中远先生认为,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和解释神话世界,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路。一次在同一个阿拉伯国家访华代表团谈到人世间纷争不断的问题时,来宾们颇有感慨。毛泽东接着提出一系列问题:伊斯兰教的真主是谁?谁是佛祖?谁是基督教的上帝?继而他又一路发挥说:按照中国道教的看法,天国还有一位众神之王,叫“玉皇大帝”,如此看来,天国也不会安宁,天上也要划分势力范围呀!(《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85页)毛泽东的这一充满想象力而又风趣含蓄的谈话,把人间与天国、现实与幻想沟通,在他看来,各种各样的神仙和上帝,是现实生活世界各种矛盾的延伸。孙悟空同玉皇大帝等天神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的失败和失败后的归顺,从一定的意义上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体现了人民渴望自由,征服自然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毛泽东这样联系《西游记》,不拘一格去联想,去进行思维发散,这不能不说是他读《西游记》的一个重要特色。

        3.毛泽东善于运用辩证法去分析西游人物。毛泽东在谈论《西游记》人物时,总是采取辩证分析态度,目的是使干部从中懂得更多道理。毛泽东对唐僧的坚定信念和坚忍不拔毅力赞赏有加,多次用唐僧取经精神鼓舞全党斗志,但他对唐僧的弱点也看得很清楚。“僧是愚盲尤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两句诗,是他对唐僧弱点的评价。他认为,唐僧分不清妖怪和好人,是蠢人,是瞎子。这种不分敌我的做法,肯定会造成很大危害。他希望广大干部学习唐僧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却不要学他的“愚盲”。对于自己最喜欢的《西游记》人物孙悟空,毛泽东也看到他的弱点——有点儿个人英雄主义。他希望共产党的干部要学习孙悟空敢于斗争,勇于奋斗,但这种奋斗,是在共产党集体中的奋斗,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

        毛泽东分析《西游记》中除恶和行善的关系,形成了这样的认识:除恶就是行善。《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猴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中写孙悟空回花果山,把千余来犯人马打得血染尸横,并鼓掌大笑道“: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毛泽东在读到此段时,在孙悟空的话旁边用铅笔批注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样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毛泽东批注中提到的“乡愿”,是指那种“你好我好他也好”,不问是非,不得罪人的处世哲学,俗话形容为“老好人”。古人也认为谁也不得罪的“老好人”其实并不好,《论语•阳货》中说:“乡愿,德之贼也。”意思是说,这种“老好人”,不是有德,而是假的德,是害德、损德。《西游记》中唐僧的言行就是乡愿的典型。毛泽东反对唐僧当老好人,赞赏孙悟空除恶求善。

       《西游记》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部神话小说,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在同时代的世界文学百花园里也是一朵艳丽夺目的奇葩。如果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游记》和其中的人物故事仍然会受到今人和后人的青睐,在社会和人民中流传。那么,毛泽东阅读和批注过的多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和他关于阅读《西游记》的轶闻趣事,也一定会备受今人和后人的重视,在社会和人民中千古传诵。

 

(张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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